來源：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為了確保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切實保障生態環境安全，生態環境監管應結合疫情防控不同階段特點精準施策，提出以下對策建議：疫情期內，加大對疫情防控行業環保支持，加強醫療廢物、醫療污水、城鎮生活污水處理處置以及醫療機構輻射安全等監管；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疊加期，多措并舉督促企業落實好相關污染防治主體責任，助力企業復工復產；疫情后，進一步健全環境健康風險應急管理決策機制、制度體系與能力建設。

2020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決勝之年。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均產生了深刻影響，并且在疫情防控仍不能放松的同時，各地企業復工復產已陸續開始，這對有序推進污染防治攻堅戰重點任務總體上帶來了挑戰。需要全面認真剖析疫情期和復工期的生態環境問題新形勢，提出疫情防控期重點做好涉疫廢物的環境風險防控、疫情防控與復工疊加期加強生態環境監管與服務、疫情后建設重大疫情環境風險管控體系的環保對策。

1新冠疫情下的經濟社會形勢分析

1.1 總體影響

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短期沖擊幅度較大。很多研究認為[1-4]，疫情對我國2020年一季度GDP的影響可能在1到2個百分點，對全年GDP的影響約為0.5個百分點甚至更多。短期的沖擊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所處大環境。從我國自身來看，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正面臨著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污染防治、脫貧三大攻堅戰，壓力較大；從國際來看，全球化面臨空前挑戰，中美貿易摩擦的陰云仍在。二是疫情響應。由于此次疫情的爆發面、波及面極大，武漢采取了整座城市隔離的對應手段，全國30多個省市也采取了級響應機制，均為建國以來首次，這對經濟的沖擊是全國范圍性的、巨大的，尤其對處于弱勢的中小企業和低收入人群。同時，就業、地方政府債務、及人民幣幣值穩定都將面臨嚴峻考驗。

1.2行業影響

疫情對服務業、制造業和對外貿易等帶來的沖擊明顯。服務業領域，特別是線下消費行業的旅游、電影、餐飲、住宿、零售、文體娛樂等影響較大。以春節假期為例進行簡單估算，7天電影票房70億（市場預測）+餐飲零售5000億（假設腰斬）+旅游市場5000億（完全凍結），僅這三個行業直接經濟損失就超過1萬億[5]。制造業領域，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復工復產推后和原材料供給不足而受到較大沖擊。此外，食品制造、酒水飲料制造受前端消費傳導也受到影響。貿易領域，因疫情帶來的恐慌，加上地緣政治等因素，相關國家減少或者關閉航空、港口、邊境等措施也會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負面影響。此外，疫情可能利好并重構部分行業。從短期來看，居家隔離導致的在線教育、電子商務、網絡游戲和娛樂等行業收入大幅上升。從長期來看，社會將會加大對醫療器械、醫藥、生物制品、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5G、及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投資。同時此次疫情將強化民眾的預防預警意識，刺激社會對醫療衛生設備及儀器的采購。

1.3社會影響

疫情打亂了公眾正常的生活節奏和工作節奏，特別是抗疫與春節假期的重合更增加了這種狀態的特殊性。疫情的威脅使得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如接觸到潛在傳染源的不確定性）增加，長時間在家“自我隔離”導致公眾對原本熟悉的環境失去控制感，這在很大程度上誘發公眾緊張、焦慮、恐慌等情緒反應，影響公眾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對疫情核心區的湖北省武漢及周邊地區的民眾。與此同時，疫情也成了時下最熱門的新聞，多個渠道獲取關于疫情的各種正確或不正確消息，也加劇了公眾焦慮、恐慌的情緒蔓延，恐懼心理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

2新冠疫情下的環境形勢分析

2.1總體影響

疫情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影響相對平穩，未帶來突發環境事件。具體來看，疫情的爆發帶來了醫療廢物、廢水增加、疫情防控行業產能擴大等是環境質量改善的負向因素，但企業的延時復工及應急等環境管理工作的加強也對環境質量的改善起到了正向作用。

2.2不利影響

短期內激增的醫療廢物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產生較大壓力。疫情爆發后，口罩、防護服等醫療防護用品使用量激增，直接產生大量的醫療廢物。根據生態環境部數據[6]，2月24日當天，全國共收集醫療廢物2719.1噸，其中定點醫療機構的疫情醫療廢物587.6噸、占21.6%；湖北全省共收集醫療廢物365.5噸，其中定點醫療機構的疫情醫療廢物221.8噸；武漢市收集醫療廢物200.8噸。截止3月1日，此次疫情中武漢、孝感、黃岡分別有49315例、3518例、2905例確診，保守估計確診的住院患者每人每天產生1kg醫療廢物，則武漢、孝感、黃岡目前每日將新增約50、3.25、3噸醫療廢物。與此同時，由于疫情波及全國，除了醫院產生的醫療廢物，普通市民也會消耗大量的口罩及相關防護用品。這些激增的醫療垃圾將對垃圾分類、處理和相關的生態環境保護（水、固廢等）提出額外的需求，此外，包括廢棄口罩、防護服在內的垃圾一般均采取焚燒或工業爐窯方式進行無害化處理，急劇增加的焚燒處置行為或將對空氣質量造成一定的消極影響，尤其是疫情較重的武漢及周邊地區。

防疫物資生產企業增加污染排放。為了應對疫情防控的需要，防護用品企業正在開足馬力加班加點恢復和擴大生產。例如河北省將疫情防控相關企業列入環境監管正面清單，對正面清單內企業全力予以服務保障，即使在重污染天氣應急響應期間，也要堅持不停產、不限產、不檢查、不打擾，支持企業保質擴量開足馬力生產。河北省57家疫情防控重點物資生產企業納入正面清單，包括防護用品28家、消殺用品19家、醫療器械3家、關鍵原材料4家、醫藥企業3家，均為該省疫情防控重點物資生產企業[7]。隨著疫情持續時間的加長，這部分企業的污染排放可能會增加相應地區完成生態環境保護指標的壓力。

居家經濟對相關的環境治理造成壓力。新型肺炎疫情對經濟最直接的影響是出門減少，很多地方已經實施“隔離”措施，不少疫情嚴重的城市甚至直接“封城”，對旅游、交通、娛樂、零售、餐飲影響巨大。根據美團等機構之前發布的《2020年春節假期旅游消費預測報告》，春節期間，全國酒店預訂需求較平日明顯增長，異地用戶占比較平時上漲16%，而文博館類景區門票銷量同比增長五成，春節預計4.5億人次出游，目前看來，以上數據將會銳減。此外，疫情還將消費模式轉向居家消費、在線消費，消費變得更為分散和碎片化。這些變化就導致部分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社區和家庭消費排放激增，從而使生活污水排放、用電用能、生活垃圾等方面的排放出現快速增長，進而對相關環境治理造成壓力。

復工復產可能造成污染排放的大幅反彈。目前全國各地均發布了多項措施推進復工復產，但環保工作仍停留在疫情防控相關的應急工作階段，國家層面尚無針對復工的環保政策措施。鑒于當前疫情對我國經濟產生的沖擊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目標的壓力，在疫情中后期，部分區域生產投資和消費可能呈“報復性”增長，將造成排放的大幅反彈，屆時，可能會增加生態環境保護壓力。在資源利用方面，疫情發生之后，生產消費出現短暫停頓。相比往常，一季度的資源整體利用水平將明顯下滑，包括用能用電用水、交通運輸等，這對緩解資源利用上的壓力是有好處的。但與此同時，當疫情過后，如果生產和消費雙雙出現“報復性”增長，可能會加劇資源供需的矛盾，引發資源利用上的緊張局面。

2.3有利影響

部分行業污染物排放量短期內大量減少。受疫情影響，部分制造業停工停產，區域交通流量維持相對較低水平，沒有出現2019年春節假期后交通流量恢復至正常水平的現象，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排放對環境的壓力。粗略估算，區域內交通運輸產生的污染排放量至少下降4成以上。從生態環境部監測站點數據分析，京津冀及周邊“2+26”城市自春節到正月十五日，NO2濃度同比下降30%左右[8]。

有助于強化環境應急等工作的常態化管理。疫情期間，生態環境部及時出臺做好疫情醫療廢物環境管理、醫療廢水和城鎮生活污水監管、生態環境應急監測、醫療機構輻射安全監管服務保障等文件，不僅著力推進疫情防控相關環保工作，也為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各項重點任務做了統籌謀劃，為環境保護的常態化管理打下了良好基礎。

3完善疫情期間以及疫后生態環境管理的對策建議

目前正值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生態環境工作多、壓力大，疊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形勢更是異常嚴峻。為全面打贏疫情阻擊戰和污染防治攻堅戰，確保降低疫情對經濟社會環境的負面影響，建議根據疫情發展階段的特點，明確不同時期應實施的生態環境管理措施（圖1），具體建議如下：

3.1疫情防控期間重點做好涉疫廢物風險防控

加強涉疫危廢相關行業的監督。持續深化疫情發生區，特別是湖北武漢及其周邊地區定點醫院、社區的醫療廢物、醫療污水、城鎮污水收集處理處置以及醫療機構輻射安全監管等工作。在疫情期間，生態環境部及時出臺了《關于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醫療污水和城鎮污水監管工作的通知》。對已經建成和正在建設的醫院、臨時收治場所等，主動對接當地衛健委、城鎮排水及施工單位，確保醫療廢物貯存場所建設規范、醫療污水符合《醫療機構水污染物排放標準》（GB 18466-2005）。對沒有醫療污水處理設施或污水處理能力未達到相關要求的醫院，應在建設臨時性污水處理罐（箱）的同時，謀劃建設固定的污水處理設施，提升醫療污水處理能力。

加強環保資金支持力度。充分發揮環境財政資金保障和引導作用，各級財政資金優先保障安排涉疫醫療危險廢物收集、儲存、轉運、處置及污水處理等生態環境設施類項目，加快加大項目補貼。加大對環保產業的稅收優惠支持力度，對參與抗擊疫情的污水處理項目建設和運營、醫療廢物和危險廢物收集處理處置、為抗擊疫情生產和銷售相關環保裝備和產品以及從事其他涉疫相關項目的環保企業給予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增值稅和所得稅減免等稅收優惠政策；對于重點環保企業擴大產能給予稅收優惠，增值稅增量留底稅額全額退還。加大綠色金融支持政策，對疫情期間環保企業股票質押到期、銀行貸款到期，給予延期還款的非常時期政策。

注重信息披露與正確輿論導向。加強信息公開的及時性和便利性，及時公開涉疫醫療機構廢水處理信息，各級環境監測站加大對專門醫療機構、傳染病醫院、綜合性醫療機構等相關醫療機構外排污水的檢查和抽測頻次，確保醫療廢水處理達標且不含有新冠肺炎病毒后再進行外排，適時向社會公開上述醫療廢水的去向及總量情況。對安裝在線監控的醫療機構以及接納污水處理廠，確保將每日外排污水在線監測和自行監測數據以及產生污泥的收集、運送、處置等情況向社會公眾及時公開。推進傳染性醫療廢物無害化處置信息公開，相關醫療機構醫廢產生、運輸、處置量與處置方式等信息都要全面、及時公開。加強醫廢危廢應急處置能力建設信息公開，各級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將本行政區域內醫廢處理處置能力現狀、新建情況，與醫廢產生及實際處置情及時向社會公開。優化生態環境部官網專欄，增加疫情期間環境風險防控、環境健康防護宣教知識。

3.2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疊加期重點是加強生態環境監管與服務

加強重點行業復工復產監管。密切跟蹤和及時掌握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汾渭平原等污染防治攻堅戰主戰場的重點行業、重點污染源復工復產信息，加強復工及生產排污情況監測監管，確保不出現重污染源在疫情過后爆發式增長、嚴重影響環境質量的局面出現。做好重點區域突發環境事件風險評估與預警監測，加強排查涉醫療廢物產生和處置單位、石化化工企業、能源企業、渉重金屬企業、危險化學品、危險廢物生產儲存和處置單位、放射源使用單位、城鎮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填埋場等，及時整改排查發現的問題和隱患，確保不出現“帶病”復產，堅決防止疫情期間環境安全事故。

強化環境要素支撐服務。按照獎優罰劣的原則，完善企業治污正向激勵機制，對環境信用好、環境績效高的企業在環境要素配置上予以傾斜。加大排污權儲備調配力度，優先保障重大產業項目、民生工程和疫情防控重點企業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缺口需求，地方指標確有困難的，省級協調解決，省級解決困難的，國家儲備指標幫助統籌解決。開展固定污染源排污許可清理整頓和發證登記工作，對符合條件的復工復產企業，做到排污許可證應發盡發。各級財政資金加大對受疫情影響嚴重、疫情防控環境應急保障貢獻突出的地區和企業的支持力度。積極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生態環保和綠色發展領域，持續擴大生態環保投資。

開展疫情對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影響分析。2020年是污染防治攻堅戰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既定的各項目標和指標必須在本年內完成。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僅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帶來直接的影響，而且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也帶來了諸多影響。生態環境系統首先應積極應對疫情對自身工作的影響，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確保本年重點工作任務的完成。同時，應密切關注和深入分析疫情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和由此帶來的對生態環境工作的間接影響，重點關注疫情對重污染行業和污染治理和修復產業的影響，深入分析經濟社會非常規式發展所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及其對今年生態環境目標完成的關系，對出現的問題，認真分析加以解決。

3.3疫情后重點做好重大疫情環境風險管控體系建設

強化風險防控體系建設。針對此次疫情暴露出的問題，生態環境系統應加快推動行政區域、重點流域突發環境事件風險評估，建立重大生態環境風險“三個預警”體系，即以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地表水水源保護區、近岸海域以及化工園區、人口聚集區等為重點，切實提高化工園區和涉有毒有害污染物的企業突發水、大氣環境事件“過程預警”技術能力。以涉危化品安全生產事故和交通事故、自然災害和公共衛生事件為重點，建立健全次生突發環境事件風險“早期預警”機制。以重大項目環境影響評價、集中式飲用水水源等敏感目標保護等為重點，探索建立生態環境群體性事件“超早期預警”機制。

加快風險防控與應急裝備儲備能力建設。在風險企業聚集區、危險化學品運輸事故高發路段等“熱點區域”，推動建設由內到外、由上到下的防控工程體系。針對突發環境事件現場監測和處置難度大的特點，開發“便攜式-智能化-無人化”監測預警設備以及“多方法-模塊化-組合式”現場處置裝備，實現污染趨勢及時研判、污染水體有效處置攔截，做到有備無患和真正意義上的可防可控。研究制定企業環境應急物資儲備指導性文件，指導、督促落實企業落實儲備責任。建立“國家-省-市-縣”四級生態環境應急物資儲備網絡。

逐步完善環境應急響應機制。及時總結此次疫情期間生態環境應急工作的成效和不足，健全面向極端復雜情景、“橫向到底、縱向到邊”的立體化環境應急預案體系，編制基于情景的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制定政府預案管理指導文件，明確各級各類預案的定位和側重點。建立健全政府主導的專職應急隊伍、企業專項應急隊伍以及社會化應急隊伍相結合的生態環境應急隊伍體系，提升生態環境應急隊伍“多兵種”協同處置能力。

加強重大疫情相關生態環境應急響應研究工作。啟動針對突發疫情下的生態環境應急管理體系研究，開展疫情的環境健康影響分析。研究疫情期間對污染防治攻堅戰目標實現的影響，以及疫情后打好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政策調整思路和重點。